彝族教育，旧时多以父母和长辈的言传身教和让子女在实践中学习为主，也有向毕摩、医、巫和匠人拜师学艺的。其正式接受汉文化教育，当起于元、明时期，如元延祐七年（1320年）已设“武定路儒学”，并有“儒学教授”杨兴贤为狮山撰写了《郑徐思碑记》，明景泰《云南图经志》（卷四）载楚雄府境的“白罗罗”已开始“更慕诗书，多遣子弟入学，今亦有中科第者。”其后的明朝正德《云南志》（卷五）楚雄府内的罗武彝族“近年亦有富者，纳粟为义馆（私塾），及作生员（秀才）者，其俗渐同汉僰也。”然而，在封建社会的民族歧视政策和科举制度下，也只的少数彝族富家子弟能入学，所谓“中科第”，也仅是考上几个秀才、捐得几个贡生而已。直至清末，楚雄州境还没有出现过考取解元、举人及进士、状元的彝族人士。
　　清末废科举、兴学堂，民国改学堂为学校，至民国10年（1921年），仅楚雄县已有国民小学47所，其中坝区39所、哨区8所，并于1925年开办县立初级中学，1932年创办设有高中和简易师范的省立楚雄中学。至1936年，州境各县基本实现了每县有一所中学、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所小学，并于1938年实行强迫入学制度，强令适龄儿童入学。然而，由于时局、环境和贫困等原因，许多学校时办时停，彝族子弟入学率不高，入学后能读到高小毕业的人也很少，能升入初中的就更少，如楚雄县在1949年全县中学生中，仅有少数民族学生15人。能读完高中、大学的彝族学子则少之又少，且均属彝族上层子弟，今可数者，有武定万德末代土司那维新，1923年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；武定勒品（今元谋羊街）末代土司之子李亚森，1946年在昆明金江中学毕业；武定发窝乡人士张学渊，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肆业，还有镇南马街沙坦郎的刘尧汉，1948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毕业。
　　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彝族地区的教育事业，在接管学校后对旧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改造，同时优先恢复山区、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教育，增办民族地区小学，并调整学校布局和结构，整顿教师队伍，团结爱国人士，实行学校“向工农开门”的方针，使广大彝族子弟有了上学机会。1952年暑期，各县从城镇、坝区抽调干部、教师，到山区增办小学，使各县的每个政区（相当于现在的乡镇）都建有1所中心小学或完全小学，每一个乡（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）都有1所初级小学。至1957～1959年间，彝族每个行政村（农业合作社或生产队），基本都有了一两名能胜任会计、计分员或乡村文书工作的高小毕业生。部分小学毕业的彝家子弟则进入县城上初中。虽然经历了自1959年以来连续3年的严重饥荒，学生流失，但自1962年后，彝家终于有子女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代高中、中专毕业生，个别居住坝区边缘的彝族子弟还上了大学。